少数派里的阶级差异

大批朋友转发维舟写自己失业的文章。我一开始是同情的，直到在《人物》里读到这段：

“我是上海人，没有房贷，到现在也不开车。家人的物质欲望也不强。两个孩子教育的费用不多，我们比较放养，没有一般人那么焦虑。另一点也在于我家里人都比较开明。”

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同情他，因为这个圈子的人，跟他是一个阶级的，太多了，对“没有房贷”、“上海本地人”这些都不太有概念。这些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，他的父母在上海有一定的家底，养老医保完全不用发愁，他每个月比跟他一样年龄的人少了至少一两万的房贷支出。再看回文章前面的，基本上对他的同情就烟消云散了：他在失业之前，每年到手几十万，大概已经持续多年，既然他和家人物质欲望不强，那一两百万的积蓄肯定是有的。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资格同情他。

我大概十年前就知道维舟，只记得他的一些观点，比如他曾经说韩乾是“威权自由主义者”。我对线上线下认识到的“少数派”也都是这样，只记得对方的各种观点，但唯独没有想过一点，那就是他们和我，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阶级的人。

我在《金钱之困》里写到，以前圈子里经常有人以为我家是开公司的。我就觉得奇怪，以我的打扮和消费水平，怎么样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误会，现在我大概是明白了，因为“少数派”这个群体，中产背景是标配，富家的少爷小姐比比皆是，像我这样城市贫民家庭出身的，真的少之又少。

以前我也觉得什么样的阶级出身不重要，经历的事情一多，才意识到自己天真。我可能都忘了，自己当年没有选择出国读博，一个是我舍不得考雅思的那一千多块钱（读研时我的积蓄只有一千左右），另一个是我家人还指望我赶紧毕业帮补家里，出国读博耗时之长，他们无法接受，这都还没到准备申请的那一步呢。今天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个转帖，一个留学生的妈妈说，让孩子上个帝国理工，至少花了五百万。我在自己工作以前，还没见过一万以上的钱呢。

实质上就是这样，我选择了读哲学的研究生和博士，从此在现实中和网上认识到许多跟我有共同志趣的朋友，出于尊重，也出于骄傲，从未打听过对方的家世，即便知道了，也很少会放在心上。回想起来，研究生室友的父亲至少是处级，我一个同门，父亲是曾经某一线城市的市长，隔壁宿舍的一位师兄，在我博一时请我们去他家几百平的豪宅吃饭。后来在人人网、学术界、媒体圈、行动者里认识的人，官二代、军二代、富二代简直遍地都是。

这个逻辑其实非常简单，只是我很少结合自己认识的人来思考这个问题：像哲学——或者其他人文社科——这样投入大回报少的领域，没有一定的家底，是很难走远的。扪心自问，如果我的家境是中产以上，我博士毕业时的第一选择难道不是进高校当老师吗？从我离开高校体制那一刻，我的学术生涯已经岌岌可危了。

对于我那些家境好的朋友，我并没有任何嫉妒，只是当我遇到一些家境又好，立场又特别激进的人，我才开始产生一些拧巴的感觉。当然我也不是觉得家境好而立场激进一定有什么问题，毕竟俄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的革命者，有不少都是贵族出身，二十世纪中国革命里，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也大有人在。不过我认识的一些，一方面从家里获取了大量的资源，另一方面又极力撇清和家里的关系。

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呢？问题就在于，他的“同志”以为他和他们承担是一样的成本和风险，实质上并不是。像《她们的征途》这样的书，给少数派最大的警醒是：对于一个不是出身富裕家庭的男性，即便他为了正义身陷囹圄，他对于他的妻子、他的家人，依然是有亏欠的。这种亏欠的背后，就是所谓的“道德成本”。但一个家境优渥的人去投身变革，并没有那么高的道德成本，因为他的父母不需要他的赡养，甚至可以帮他照顾妻子儿女。中学第一次读林觉民的《与妻书》，觉得感人肺腑，但自从知道他是林徽因的叔叔，林家也是福建的名门望族，就觉得没那么感人了。

在这些激进主义者看来，家庭要么是父权制的基石，要么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，姿态上必然是弃若敝屣的。他们不仅自己做出要与家族划清界限的样子，而且也鼓励甚至胁迫其他人如此。我接触过的一个毛左社团，其中有一个被“驱逐”出来的成员告诉我，他被驱逐出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不服从“组织”安排，不愿意和家里决裂，而这个社团的领导者，是一个家里非富即贵的北大女高材生。

事实上，这位朋友不仅被驱逐出社团，而且还被下了类似“江湖追杀令”之类的东西，类似黑社会的“见镬打镬（见一次，打一次）”。这当然是“革命者”的阴暗面，只不过这些年左翼激进主义卷土重来，重新收获了知识分子的喝彩（包括我），大家都忘了高华老师在《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》里面是怎么写的了。自苏俄革命以来，“杀全家”对于革命者来说都是常规操作，“见镬打镬”又算得了什么。

2018年，我去采访这个社团的另外一位风头正健的成员，她对我说，她和另外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，都觉得我的文章写得不错，但我毕竟是个自由派，“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”。讽刺的是，她和那个朋友的家庭，都比我家要富裕十倍以上。我当时可能是过分同情了，居然没有觉得她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妥。

汪晖在《去政治化的政治》一文，提出了一种“政治化”的界定“阶级”的办法，即根据主观意识来界定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，那你就是“无产阶级”，如果有人非要通过你原来的家庭出身来界定你的阶级，那就是“去政治化”。汪晖认为文革之所以失败，就是因为“去政治化”，有很多人非要通过别人原来的家庭出身来界定他们的阶级，并把他们打成黑五类，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。这种界定办法的困难，我在《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论》一文中有详细论述，在这里我想说的是，这些左翼激进主义者，嘴上说自己不读汪晖，其实都是汪晖的好学生。

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来说，这种思路不仅是唯心主义的，而且还有可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伪装：对于资产阶级来说，宣称“主观意识决定阶级”，不仅可以让他们享受物质上的阶级地位带来的实际好处，而且还可以让他们通过占领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，进一步掌握精神上的优势。

虽然富家少爷小姐要在姿态上要和家里一刀两断，但家里大概率不会放弃他们，除了亲情之外的因素，毕竟一个孩子身上有着家族的巨大投入，不能看着他们白白把前途毁掉。我上面说的那个毛左社团的女领导，最后在家族强大的人脉资源的庇护下全身而退，便又是一个例子。这就是我说的“同志”之间的风险的不平等，关键时刻，家庭出身的不同，能直接决定一个少数派所要承受的风险大小。曾经和她并肩作战的另外两位底层出身的同志，至今音信全无。

我为什么有资格提出这样的控诉？因为我并非置身事外者。这位女领导人，在由他们社团发起的一个行动中，找我沟通过，希望由我牵头，发起一个自由派的联署，向当局施加压力。后来，社团另一位成员又提出，让我写一篇声援的文章，发在他们的自媒体上。这些要求都被我拒绝了，主要是我并不认为该行动有什么迫切性和运动收益，更加对他们那样盲目加注，不顾他人安危的做法感到不齿。

革命者不惜以同志安危为代价，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，但当这个革命者来自上层社会，你那种被别人当枪使的感觉会更加强烈。这当然也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团体，女权团体也一样，过了若干年，我突然想起那时和我一起参与某个案件的女权行动者，家境都比我好几个层级，或者干脆人就在国外。期间我被有司找了多次，社交媒体的私信被辱骂的人骂到爆掉，也因此引起了一些民粹大V的注意，为我后面被全面网暴埋下伏笔。在任何一个意义上，我承担的风险都比她们高，但后来听说，里面有人说我想投机女权事业。

这些有钱人的孩子想法特别“单纯”，他们在国内搞了各种事情，总想着实在不行就“润”了，他们也经常劝我润，我说不行啊，我还要养一大家子人，不能抛下他们就走了，他们觉得不可思议。我不知道他们是觉得“居然有人的父母需要孩子养”不可思议，还是觉得“居然有孩子会养父母”不可思议。

对于其中有些真心实意的，我也真心实意地跟他们解释。我说，这件事很好理解，我父母既没有养老金和医保，也没有什么积蓄，如果我不养他们，这件事就会落到我两个妹妹头上，并不是我一走了之，责任就会消失，它只是转移给了其他人。以我妹妹的价值观，即便我一走了之，她们也不可能学我，或者觉得这件事和她们无关，她们只会艰难地承担起来。抛下年老贫困的母亲，将责任转移给妹妹，这在一些女权主义者看来，居然丝毫没有道德负担，真是让我啧啧称奇。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不孝子，现在居然要我跟别人解释为什么我要赡养父母，这个世界是不是癫得有点过分？

这几年，除了劝我润的人，还有一些人喊我加入他们的乌托邦实践，一些人叫我去他们的城市一起创造“公共生活”，我都一一婉拒，不是我不心动，而是我根本没有那个条件。理想主义鄙视物质，但理想主义是需要物质条件的，你不需要，你的父母也需要，如果你和父母都不需要，那并不是物质条件不存在了，而只是它不再需要被考虑而已。“赡养父母”这样的概念在少数派群体里完全消失，这难道不能说明少数派群体的阶级属性吗？

在中国古代，商人地位并不高，如果一个家族已经有了很多钱，钱再增加对他们来说就只是数字的增长而已，这个时候他们当然就想拥有别的资本，比如政治资本、文化资本等，所以他们会鼓励家族的年轻一代去当官，或者成为智识领袖。自唐以来，江浙一带出那么多状元，难道只是因为重视教育吗？当然也是因为那边有钱的人家，比例远高于其他地区。

在当代社会，按照布尔迪厄（Bourdieu）的说法，支配阶级（dominant class）不仅占有绝大多数的经济资本，也占有绝大多数的文化资本，而且他们还会通过文化资本的传承，让下一代继承自己的阶级地位。

当代中国的情况应该比这些都要复杂，然而我所看到的是，在国家主义话语（包括官方意识形态宣传、国家主义学术和民粹主义舆论）以外，也就是少数派所能辐射到的话语领域，逐渐在掌握文化霸权的那一批年轻一代的人，大多都是富裕家庭出身。

这批人的父母，赶上了改开以来的各种红利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。他们自己，用家里的钱去能去到的最好的学校留学，在国外掌握了各种“先进”的激进主义理论，回国在一些看似不挣钱的学术机构、NGO和媒体就职，但他们家里庞大的家底给了他们充分的支持，尽管为了显示自己的独立，他们不会和家里频繁联系，有些还做出划清界限的样子。他们对外宣称自己月薪四千，实际上已经积累了无形的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写文章、搞运动、形成组织，其中有一些当然会引起当局的注意，并且带来相应的风险。他们认为变革总是需要付出代价，但因为从小一些琐事（比如留学申请）都有父母和其他人帮他们弄好，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成为代价的应该是“其他同志”，他们只需要承担里面最核心的角色和工作。一旦风险也轮到他们头上，这时，家族就现身了。如果家族的势力和资源足够雄厚，他们会安然地度过危机，在这种时候，偶尔他们还要责怪父母“多管闲事”。如果事情超出家族的能力范围，那父母会安排他们出国避难，国外不仅有抗争的共同体，让他们不至精神空虚，也有家族已经转移出来、足够他们衣食无忧的资产。最糟糕的情况，即便他们不得不面临牢狱之灾，他们的父母也会疏通一切，让他们在里面不必忍受皮肉之苦。即便是不得不忍受一点皮肉之苦，至少他们还有一点是确定的，他们的家人在外面不会忍饥挨饿。

然而，这些都只是最糟糕的情况，实质上，我认识的大部分这个群体的人，至今在国内活得好好的，有时甚至成为非国家主义话语领域的杰出代表，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。我并不是说这些有钱人家有那样的高瞻远瞩，当年父母对孩子想出国读人文社科，估计也痛心疾首过，亲子之间在上述过程的任何一个争吵，从内心来说都是真实的，但对于大部分这样的家庭来说，结果还是相对让人满意的：孩子不一定能赚很多的钱，但孩子在话语领域所取得的成就，对于家族下一阶段的发展来说意义更大。孩子的叛逆，无意识地促成了家族的另一种“阶级再生产”。

如果是女性，那风险更小，收益更大了，女权话语现在正在思想市场的风口，而且国家对于女权从来没有下过死手（这是个事实判断，不然我们无法解释以当局这么强的言论审查机制，女权话语为何还能在网络上声势日隆）。事实上，我所知道的那些被抓的女权行动者，大多都是因为和别的事情扯上关系，和搞女权本身无关。民粹或许厌恶女权，但国家则不一定。

这些话以前是不能说的，因为“破坏团结”。然而几年下来，我上了名单，被限制出境，被两边网暴，被贴上“投机者”的标签。如今我对进步社群的所有幻想已经破灭，也就不妨让更多人了解一下这里面究竟都是怎么回事，免得有后来者一片赤诚，最后却成为二世祖的垫脚石和炮灰。